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中華民族大團結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和基礎。以《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律根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重大意義

首先，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促進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推進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增強國家民族事務治理能力的現實需要。我國憲法將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作為立國的基本原則之一。因此，要制定專門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確保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懲治涉民族因素的違法犯罪行為，這對增強國家民族事務治理能力將起到培根固本的關鍵作用。

其次，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大舉措。該法的定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之后又一部全局性、基礎性、針對性的民族工作領域單行法律，基于我國民族工作立法和執法的實踐經驗，旨在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在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基礎上，該法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維護國家法治統一，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支持各民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重要法律。

最后，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需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作為基礎性事業抓緊抓好。該法為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思想長城，促進各民族公民自覺共同維護好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有效應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風險挑戰，實現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核心要義

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所強調的“民族團結進步”，本質上是中國各民族和各民族公民在和諧相處、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發展、繁榮進步。以民族平等促進民族團結、以民族團結增進共同繁榮，是我國憲法和法律實施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級各類國家機關履行法定職責的基本要求。與“國家—民族集團—民族個體”的治理結構（即民族集團成為國家與個體之間的“中介”）不同，現代法治國家要求的是“國家—公民”治理結構，即國家與公民直接發生憲法和法律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民族平等”是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族團結”應當落腳到各民族公民的和諧相處、和平交往交流交融之中。

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核心目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通過制定該法，以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為抓手，用法治引領各民族公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可以促進“五個認同”，為推進民族大團結、鞏固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提供法治基礎。我國憲法將“中華民族”明確載入文本之中，并規定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從法治的角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五個認同”，關鍵是促進各民族公民的“憲法認同”。

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關鍵舉措，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機制。一是與其他法律法規配合，依法防范和懲處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為各民族公民和諧相處提供秩序保障。二是依法禁止和懲戒民族歧視和壓迫的行為，清除民族團結的障礙，堅持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權益，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證各民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讓其在日常生活和學習工作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三是通過立法，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引領作用，積極促進各民族公民交往交流交融，構建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拓寬各民族公民全方位嵌入的實踐路徑，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實施機制

首先，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民族團結進步”為目標，決定了其規范內容的基礎性、全局性、整體性和長遠性。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我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全局性工作，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馳而不息、久久為功。它不是單純靠某一國家機關或某一政府部門就能完成的，其實施義務主體是所有的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全體公民。在法律規范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定位是民族團結進步的基礎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也是相關重要法律。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個持續發展過程，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要將法律規范的要求融入日常學習生活和工作之中。判斷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立法的成效，必定是“結果取向”的，即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法律措施健全有力，各民族公民能夠和諧相處，社會保持和諧穩定，憲法認同更加穩固。

其次，《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促進法”性質，決定了其法律文本結構的“框架性”特征。“促進型立法”具有傳統“管理型立法”或者“控制型立法”所不具有的特征：一是在治理手段上，與傳統“管理型立法”側重國家治理社會采取“禁止”“放任”“規范”等手段不同，采用“促進”手段，注重國家的“促進”積極引導功能。二是在法律規范的模式上，與歸納總結過去經驗的“條件模式的法律”不同，它屬于面向未來的“目的模式的法律”。這兩方面基本特征，決定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帶有“框架結構”特征，即條文的規定總體比較原則，需要配套的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加以貫徹實施。

最后，《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促進法”功能，決定了國家機關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工作中的關鍵性作用。“促進型立法”注重國家的“促進”積極引導功能，要求國家積極涉入特定領域，鼓勵或引導其發展，甚至直接參與或組織相關活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也不例外，其立法重心是突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主線，明確國家機關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目標任務，壓實各級各類主體（尤其是國家機關）在促進民族團結進步工作中的職責。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沈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