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黑話”，是李曉涵每天的日常。當她努力辨認“開盒者”的暗語時，屏幕背后的對手，也在不斷變換“馬甲”。

　　“從‘無償幫開盒’到‘無償’，再到簡單的一個‘開’字，為躲避平臺監管，他們的行話越來越隱晦。”抖音平臺網暴治理負責人李曉涵在做客中國青年報社《中國青年說》欄目時說，這些暗語涉及被稱為“開盒”的新型網絡暴力行為。

　　她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解釋：“數字時代的游街。”“開盒”者從瑣碎的信息入手，像解鎖盒子一樣，層層扒出受害者的真實身份、住址、親屬關系等隱私，再煽動他人進行線上辱罵、線下騷擾。

　　一條黑色產業鏈，信息是如何泄露的

　　面對“開盒”亂象，今年，中央網信辦兩次印發通知，明確以“零容忍”態度打擊“開盒”行為。

　　“‘開盒’雖然是新詞，實則是‘人肉搜索’的升級版。過去‘人肉搜索’可能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現在‘開盒’已經發展成了一條成熟的黑色產業鏈，任何人都可以花錢下單。”北京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三庭副庭長逯遙說。

　　在部分境外社交平臺和群組中，“開盒”服務被公開叫賣。根據查詢信息的不同，價格從幾十元到數百元不等。有時，只需要提供目標的網絡ID，就能找出手機號、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等信息。“從信息收集、整合到實施攻擊，每個環節都被明碼標價。”逯遙告訴記者。

　　這條產業鏈上有明確的分工，之所以能精準鎖定目標，靠的是“黑庫”“白庫”“內鬼”的多線配合。

　　黑庫指的是海外“社工庫”。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網絡安全研究中心測評實驗室副主任何延哲解釋，海外“社工庫”匯集了大量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用戶數據。“很多用戶為圖方便，在不同平臺使用相同或相似密碼。”何延哲打了個比方，“這就像把所有的門都裝了同一把鎖。”攻擊者利用已泄露的賬號密碼，在各大平臺進行批量登錄嘗試，即“撞庫攻擊”，一旦成功，便能竊取更多核心隱私。

　　而“白庫”指的是通過社交媒體等公開渠道搜集到的個人信息，這些信息看似零散、無關緊要，卻成了開盒的關鍵線索。為驗證其可能性，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進行了一次信息搜集實驗。通過一位網友提供的其本人微博賬號，在其過去發布的數百條內容中，輕易地找到了關鍵線索：一張未關閉位置信息的照片暴露了小區地址，一次為孩子所在小學的點贊，幾乎明確了家庭結構，整個過程無需任何黑客技術，僅靠梳理公開信息就能完成。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零散的信息經過整合后，會產生巨大的風險。年輕一代對網絡有天然的依賴和信任，一旦成為流量焦點，所有信息都會從過去的一言一行中被扒出來。”何延哲說。

　　此外，還存在利用職務之便的“內鬼”。李曉涵補充道：“一些人本職工作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他們希望通過違規售賣用戶信息賺外快。”還有一部分人純粹是以“開盒”為名進行詐騙，利用受害者不敢聲張的心理騙取錢財。“我們同事去臥底，結果被騙了35塊錢。在這種灰色地帶，他們的行為是肆無忌憚的。”李曉涵透露。

　　治理困境背后的維權難題

　　“參與‘開盒’的人員總體呈年輕化趨勢，相當一部分案件涉及未成年人。”逯遙表示，“開盒”現場最容易發生在文化、娛樂、體育等“飯圈”領域，這些粉絲群體對立情緒強烈、組織化程度高、法律意識淡薄，將“開盒”視為情緒宣泄或“維權”工具。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過去一年，“開盒”行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等，已有383名網暴者被定罪判刑。盡管相關部門持續加大打擊力度，但治理仍面臨多重挑戰。

　　逯遙說，受害者往往不能第一時間發現自己被“開盒”，通常要等到親友告知才恍然大悟。“那時侵權信息早已在多個平臺擴散傳播，很難追溯最初源頭。”維權時，受害人常陷入“不知道該告誰”的困境。

　　逯遙舉了一個案件為例。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在網絡上被人造“黃謠”，由于無法找到謠言的初始發布者，最終選擇起訴了一名積極轉發評論謠言、粉絲量較大的主播。但該主播抗辯稱，他也只是在直播中“吃瓜”，并提供了“謠言”的來源——評論區一張透露女教師隱私的截圖。“即便這樣一份看似確鑿的證據，在訴訟程序司法認定中也面臨著事實難以認定的難題。”逯遙解釋，“打官司打的就是證據，來源不明的截圖，無法確認原始發布者與發布時間，也看不到轉贊評等傳播數據，屬于間接證據，證明效力較低。”

　　逯遙表示，如何認定“吃瓜群眾”轉發侵權信息的責任，以及衡量網暴對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損害，同樣是目前的一大難點。

　　在何延哲看來，如何精準區分“開盒”行為與正當的輿論監督，同樣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以之前的‘牽手門’事件為例，從某種角度看當事人確實被‘開盒’了，但其中又摻雜著輿論監督的成分。如果平臺簡單刪除相關內容，很可能受質疑被收買，甚至引發更大的輿情反彈。”

　　此外，平臺間的治理能力差異也給反“開盒”工作帶來困難。何延哲透露，其所在的技術小組正在推動建立跨平臺協作機制。“單打獨斗難以根治問題，需要整個行業形成合力。”

　　隨著具有開盒技術團隊的暗語越來越隱晦，識別難度大增。李曉涵所在的團隊運用AI技術并輔以人工臥底進行識別，近一年來，處置了超過1200萬條“開盒”信息，打擊了7000多個違規賬號。

　　給不同的數字身份配“鑰匙”

　　今年8月，何延哲所在的中國網絡安全產業聯盟（CCIA）數據安全工作委員會牽頭成立了反“開盒”技術工作小組，并提出一項切實可行的建議：對“數字身份”實行分類管理。

　　“我們建議用戶將數字身份分為不同等級，重要賬號如銀行賬戶等使用最私密的主手機號，并開啟最高等級的安全保護。娛樂社交賬號則使用副號注冊。”何延哲認為，這樣做的好處是，即使社交平臺賬戶發生爭議，攻擊者也很難通過那個手機號關聯到用戶的真實身份。他打了個比方：“這就像現實生活中，你不會用公司的公章去簽收快遞一樣。在網絡世界，我們也應該學會給不同的身份分配不同的‘鑰匙’。”

　　“比如在密碼找回時設置‘反向提示詞’，規則只有自己知道；或者對不重要的網站使用‘弱口令’，意在用垃圾信息污染黑產數據庫，增加‘開盒’者篩選成本。”何延哲說。

　　對于受害者，除了法律維權，心理支持和暫時“隔絕”部分聲音也同樣重要。李曉涵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去要求每個用戶心理強大，但當他想要拒絕別人評論、關掉一些聲音或者不讓陌生人看到自己的時候，平臺都有相應的功能來實現。”

　　逯遙建議，網暴發生時，受害者要第一時間固定侵權證據，收集能夠顯示出侵權內容發布主體、完整的侵權內容，包括發布的文字內容、視頻、圖片等，能夠顯示發布時間以及轉發、評論等傳播數據，作為向警方報案或向法院提起訴訟的關鍵證據。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已明確指出，組織“人肉搜索”情節嚴重者，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針對他人實施網絡暴力行為，侵犯他人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受害人請求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還可以撥打12377，這是中央網信辦網絡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的免費舉報電話。”逯遙強調，“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必將被依法懲治。”（記者 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