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五五”，務必要把握好國內外大勢。老子《道德經》有云：“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當前，國際局勢有的地方確實有些“渾濁”，需要我們“靜之徐清”，但國內大局“安定”，在這種態勢下，如何“動之徐生”，促使各方面全方位“動”起來、造成“生機勃勃”的局面？這是一個大學問。本文按照新質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內在關系，就“十五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思路再提四點思考與建議。

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建議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補上“卡脖子”的短板

當今之世，大國經濟競爭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目前，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某些“卡脖子”項目就是我國之“短”，是“十五五”期間必須突破的瓶頸，也是需要克服的掣肘因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切中要害。

第一，強化創新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再強調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筆者理解，它絕不僅僅是科技單向度的“自立自強”問題，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整體性的“自立自強”。而要實現“自立自強”，離不開創新精神。因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

第二，營造創新環境。首先是大環境。筆者在《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提出：“心靈的放飛，真正的創意之源。”想要創新，就要給創新創業者創造一個“心靈放飛”的大環境。在這方面，浙江締造創新環境的經驗值得借鑒。其次，“小環境”的創造也很重要。科技創新型企業之所以在杭州扎堆出現，除大環境外，是因為那里的“小環境”也不錯。筆者由此得到一個啟示：能不能給年輕人創造一個“心靈放飛”的大小環境？如同栽一棵“綠化樹”，可以讓年輕人在樹底下享受一些“蔭涼”，即使“大森林”一時做不到，小樹蔭也很好，只要能給創新創業者締造一個遮風避雨的“創新空間”就好。

第三，完善創新機制。創新機制包括宏觀調節機制和微觀產權機制。在宏觀調節機制方面，出于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切實破解“卡脖子”問題的需要，要在一定范圍內集中優勢兵力攻堅克難，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也要注意發揮好市場的力量，尤其在微觀產權機制方面。筆者在《廣義產權論》（2009）一書中，曾就職務發明的科研成果產權問題作過探討，明確提出職務發明的成果，“產權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該單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術人員持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請注意這三個關鍵詞組——“更大自主權”“資產單列”“賦權改革”。這是創新產權機制的突破點。

在生產方式方面，建議把“居民消費率”列入“十五五”經濟指標，補上“拓展需求”的短板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結合部，有個“生產方式”問題，突出表現為“經濟結構”。首先是供需結構：重在進一步“拓需”。為了創建需求導向的“需求與供給相結合”的供需結構，更好“拓展需求”，建議把“居民消費率”，即居民消費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列入“十五五”經濟指標。

第一，從理論角度看，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設想了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即“自由人聯合體”，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意思很明確：發展的宗旨是為了“人”，而且是“每個人”。同時，對于消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原話是：“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很明顯，產品是“奴仆”，“人（消費者）”是“主人”。這體現的是“以人為本”的思想，“十五五”經濟指標應貫徹這一思想。

第二，從國際角度看，筆者在《人本型結構論》（2015）一書中指出，雖然中國的居民消費水平動態增長并不慢，但中國居民消費率指數是低的。最近幾年，這種狀況有所緩解，但仍然不算高。從國際角度看，只有提高居民消費率，我們才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好的戰略主動權。

第三，從現實角度看，筆者認為研究現實格局下的消費，需分清“消費四率”，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消費增長率”“消費貢獻率”“最終消費率”。以上四率，各有各的內涵，各有各的指向和作用，應當分開。按照筆者的“人本經濟學”理論邏輯，最值得關注的應是最終消費率中的“居民消費率”，這相當于消費問題的“靶心”或稱“十環”。正是基于對居民消費率偏低問題的關注，筆者再次建議，“十五五”期間，應該把“居民消費率”列為重要經濟指標，予以監測和考核。

在生產關系方面，建議從“市場配置功能與社會分配功能”相統一的更高標準出發，補上“要素市場化”的短板

與商品市場化相比，“要素市場化”是中國整個市場體系的“短板”。根據筆者的研究，建議從市場配置與社會分配相結合的角度，“雙線合一”，補上“要素市場化”的短板。

“雙線”之一：怎么發揮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市場配置功能？筆者曾在《浙江日報》提出過“要素三放論”即“人本要素要放手”，對于勞動者、知識、技術和管理要素即企業家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包括土地和資本要素；數據要素要“放量”，現在“量”遠遠沒有釋放出來，尤其是該投入市場的數據要素，要盡量釋放出來。實行“要素三放論”，有助于中國成為一個流動的中國、開放的中國。

“雙線”之二：更值得研究的是，怎樣發揮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分配功能？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中，理性消費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理性生產者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理性要素所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呢？應該是“收入最大化”。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完整地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重申“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今年1月9日，在國家發展改革委主管的《中國經濟導報》的訪談中，筆者嘗試提出要素市場化社會分配功能的“唯一標準論”，即“要素貢獻是決定要素報酬的唯一標準，市場是評價要素貢獻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國改革報》也轉載了這個“唯一標準論”。

“十五五”期間，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應把“市場配置功能與社會分配功能”更好結合起來，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和社會分配改革取得“雙進展”。

在相關制度方面，建議既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又要補上“企業家市場”的短板

弘揚企業家精神屬于上層建筑，建立“企業家市場”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為管理要素，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而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進入“企業家市場”，則又涉及組織部門“管干部”的問題，涉及上層建筑。鑒于此問題的復雜性，需要梳理分析，穩妥推進。筆者總的想法是，既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又要找到妥善的辦法，補上“企業家市場”的短板，把培育“企業家市場”作為制度創新的要點之一。

企業家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骨干力量，是我們稀缺而寶貴的人才資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支持和引導各類企業提高資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履行社會責任，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圍繞“弘揚企業家精神”問題，筆者在《國家治理》雜志發表的《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和弘揚企業家精神》一文中，論述企業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靠誰去具體“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需要靠企業家，靠企業家的運籌帷幄管理。

因為企業家作為創建企業并擔負經營管理職責的指揮者，是他們在企業里把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管理要素的載體就是千千萬萬個企業家。沒有企業家的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企業層面承擔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職責使命就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管理要素即企業家市場是整個要素市場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企業家市場是健全要素市場體系的完整性所必需的。

下一步，我們應從實際出發，分類分批、穩步建立企業家市場。去年底，筆者與蔡繼明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中國要素市場化配置大綱》出版，其中本人執筆寫了“管理要素市場”這一章。書中寫道：“建議思路打開一些，首先，國企之外的民營企業家應該走向市場”，“其次，即使是國企經營者，也可探索在‘組織管住資格，嚴格市場把門’的前提下，建立大框架下的‘企業家管理市場’。”這里說的“組織管住資格，嚴格市場把門”，第一步是“管資格”。管理者夠不夠資格進市場，組織部門來考核、鑒定、發證。第二步是“把門關”，組織部門嚴格把門，有證請進，沒證免進。